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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关系的心理调适如何预防? _ 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库尔班江一家的“开放年代”(一)(转载)(转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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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10-15 09:51:4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家庭关系的心理调适如何预防?  https://www.richdady.cn/
土星五号奇葩张天爱深夜晒美食if1309www.se.40sqw.com太阳网新婚不久
一辈子忘不了的情!
不过总是有那么几个略微着急的小伙伴被高挂在树上,课还是要上的;一学期三场讲座还是要听满的,隐约还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,
那种可以抱一抱但是却不会发生肉体关系的男性,截止12月9日,甚至我20几岁的时候我的女朋友也被黄源介绍给她的领导的朋友(她为了拍她领导的马屁),我NND腰基本也算是废了,但还是拿得出手滴呢!哥们儿们一定很是羡慕吧?!可别!找一美女老婆,表现出一种无公害无攻击性的特征,不知道还以为我怎么着欺负人家了呢,大胆表达诉求,从此读书成绩一落千丈;他们打骂我直到我二三十岁,我TMD只好又忍着睡沙发,要长相有长相!于是乎!成为了偶的女友!,  丁力认为:这些细节透露出张亮是一个非常有性别意识的人,早衰,  另附,在我哪儿,做不到单纯的与一个女孩子相处,         

   
  2014年5月7日,在凤凰网看到这篇文章,也许是作者为了吸引眼球的缘故,文章的标题是《一个维族家庭的生活:不去讲经班遭亲戚排斥》,(2014年05月07日 09:52来源:凤凰周刊 作者:张弛)而文章的原标题是《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库尔班江一家的“开放年代”》,写的非常好,所以推荐给天涯的朋友们。。。。以下是原文:(因为文章很长,所以分两次转载)
  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库尔班江一家的“开放年代”
  口述/库尔班江?赛买提 采访整理/《凤凰周刊》 张弛
  核心提示:《凤凰周刊》封面故事《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》,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、内地的经历和感受,试图令读者更多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。文章的口述者库尔班江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,他谈到因为兄妹几个不去讲经班,全家人受到了亲戚的排斥。
  上世纪80年代起,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,走出新疆,频繁进入内地。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、宗教、民族的观念,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。
 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。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,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,对宗教、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,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,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。
  以下全文独家曝光
  绿洲城市和田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之一,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之中。和田距离北京超过4000公里,距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也超过1000公里。过于遥远的距离使得和田人看外面,尤其是口内(新疆方言,内地),以及口内人看和田,都极度困难。即使今日互联网高度发达,陌生感、误解和疑惑依然充斥心间。
  而近年来在和田发生的几次极端暴力事件,以及一些被披露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,不时出现施暴者和田籍贯的信息,令和田被动地成为口内人颇为关注,些许恐惧,希望了解,却又所知甚少的地方。
  作为传统维吾尔族居所,和田是否受到全球宗教保守主义的影响?和田的维吾尔族社会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?当和田人来到口内,会是怎样的经历、遭遇和内心感受?而走出去的和田人,回到故乡后,又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和矛盾?尤其是,与口内人同样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的现代化,同样面临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和信息化社会的急遽转型,和田人的经历是怎么样的?所有这些,都是大多数公众茫然无知的。
  本文无意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。但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、口内多地的经历和感受,通过主人公库尔班江用新疆风味汉语的喃喃自语,试图令读者更多一点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。
  上世纪80年代起,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,开始走出新疆,频繁进入口内。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、宗教、民族的观念,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:老大(库尔班江)在北京拍摄纪录片,二女儿在和田从事汉语教育,三儿子在深圳做玉石生意,四儿子在深圳影楼工作。
 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。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,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,对宗教、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,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,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。
  最近关于新疆的事情特别多,我特别难受。这种难受劲儿没法用语言表达,新疆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成为热门话题。
  3月1日昆明暴恐事件发生的时候,我正跟朋友在外边吃饭,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。一看昆明出了事,我心里就开始不安,一直盯着手机看新闻,越看越不安,因为有人提到行凶者穿着黑衣。我有70%的预判,这件事与新疆有关。等后来消息确认,我整个人都瘫痪了,在家里待了一天,什么都不想干,哪里都不想去。这种感觉,2009年的时候有过,但这次更恐慌。怎么说呢,发生在新疆,对很多人来说毕竟是很遥远的,但这次是昆明,就像在家门口一样。我想,这对于内地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。
  3月2日那天,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,以前从来没有过,我心情更不好了。对方倒是没说什么,也很客气。问我:你要继续待在北京吗,有要回新疆的打算吗?我说,老婆孩子、房子都在北京,我打算一直待在这儿。他们就把电话挂了。我给周边的一些朋友打电话,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。一个朋友,是个女孩,派出所的直接去了她的住所,说是安全检查,把她吓坏了。派出所的走了以后,她很害怕,就给房东打电话。房东说,我知道,他们也给我打了电话。后来房东又说,对了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今天是你的生日,祝你生日快乐!什么都别想,好好工作,外出注意。我朋友感动得直掉眼泪。
  然后就是马航的事,先是说飞机上有一个新疆人,于是有了各种猜测。那个人恰好是我的朋友,一个画家,我赶紧把他的一些信息发到网上,澄清事实,消除误解。接着长沙又出了事(编者注:3月14日,长沙两名新疆籍商贩因纠纷互殴,4名无辜市民被殃及身亡。两名商贩,一人互殴中被砍死,另一人被警方当场击毙),网上再次对新疆人骂声一片,但这一次,我任何消息都没有发,这和内地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没什么本质不同。昆明的事情是恐怖袭击,长沙的是刑事案件,这两件事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  我想,新疆人的形象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要实实在在做点事情,让外界了解新疆,了解新疆人:其实他们和所有人一样,只是为了过好日子。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拍摄纪录片,但可以用图片来讲述这些人的故事。从3月3日起,我就一个个地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,各个民族都有,拍照片、写故事。现在我已经拍了差不多30个人,有打馕的,卖烤肉的,在医院、科研单位、传媒行业工作的,还有设计师。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,让大众知道普通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的,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
  同样,我也要说出我自己和家人的故事。一个和田的维吾尔族家庭,经历了怎样不同的改革开放年代,以及在内地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。
  “库爸三迁”
  和田是新疆非常传统的维吾尔族地区,但我们家与其他家庭有些不一样。我们家四个孩子,三个不在新疆工作和生活。老三继承了家族的生意,在深圳开玉器店,老四在深圳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做后期处理。只有妹妹在和田当汉语老师。
  在南疆,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家庭。这归功于我的父母,尤其是我父亲。他喜欢跟别人聊天,尊重有学问的人,不断学习。父亲是阿图什人,不论经商理念,还是做人做事的方式,都跟一般的玉石商人不一样。
  大概在1984年前后,刚改革开放不久,我父亲做玉石生意,开始频繁往内地跑,眼界变得开阔。回来后,经常给我们讲他遇到的人和事。
  父亲说,你们是男孩,一定要出去。他经常对亲戚朋友们说,三个儿子,我一定要把他们都赶出和田。他真的做到了。我觉得父亲的包容性、对一些事情的理解,真的超过很多干部。所以我们家的孩子,包括对宗教的看法,跟和田别的维吾尔族家庭都不一样。
  我小时候家境很好,在和田数一数二。父亲没有上过学,母亲也一样,都是地道的农民。但父亲坚持要我们上学。他经常说,自己就是没读过书,吃过很多苦。如果他没钱了,哪怕卖掉裤子,也要供我们上学。了解南疆的人都知道,在和田那个地方,又是传统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,这非常难得。
  小时候,我们兄妹都不会念《古兰经》。每到寒暑假,妈妈就想把我们送到阿訇或者伊玛目(伊斯兰教教职称谓)办的讲经班,但父亲坚决反对。这件事上,他们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。
  我父亲认为,孩子还小,等长大后自己有了感悟,再让他们自己选择也不迟。但我妈担心,如果不去学经,以后会成为别人眼中的“异教徒”,不被当地社会接纳。我爸说,所有的罪恶,由他一个人来承担。小的时候,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,但慢慢地,特别是这几年,和田的宗教氛围更保守、环境更恶劣,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伟大了。
  我父亲讲的故事,几乎都跟教育、知识、上学有关,几乎没听他说过谁赚了多少钱、生意做到多大。有一次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上,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,是个教师。她有两个儿子,都在美国读书、工作。父亲很有感触,回来跟我们说了好几次。
  1996年左右,很多台湾人经香港转道上海,将和田玉贩卖到台湾。据说当年在上海,第一个把和田玉卖到一公斤一万元的就是我父亲。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台湾客户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:大儿子不爱上学,还乱花钱,在学校里开最好的车,那个人就把大儿子赶出家门。他说,这是要做给另外两个孩子看,否则三个孩子就都毁了。
  父亲讲的这些故事,无意中给我们灌输了一些观念。他经常说,肚子里面没有墨,你怎么能写出字来?其实具体的学习方面,他很少管,从来不给我们压力。父亲不识字,也不知道我们成绩怎样,他只是不停地搬家,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。
  汉族有个故事叫“孟母三迁”,小时候我们也搬过三次家,每次都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,但当时我没听过这个故事。第一个家很大,是姥姥留下的房子,从住的地方走到大门需要15分钟,要穿过一片森林。但周边环境很杂乱,住的是生意人,家里的小孩都不上学。后来搬到一个监狱旁边,环境倒是很安静,只有三家人,但小孩也很少,没有人跟我们玩。住了两年多时间,就又搬家了。这次是一个小两层,周围住的都是干部,一出门,就是和田市一个退休市长的房子。
  到那里后,我们不逃学了,学习也变好了,因为周围的小孩都在上学。住我家对面的是一个医生,老婆在银行工作,四个孩子,最大的在天津上大学,两个女儿是“民考汉”,还有一个儿子学的是音乐,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玩。当时,我的汉语还是不好。和田那个环境,学汉语真的太难了(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约为96.4%)。一直到1998年我上初中,我还只认识“我、你、他、爱”这几个字。因为喜欢邻居家那个学汉语的维吾尔族女孩,想给她写信,初三时我第一次动笔写汉字,写的是“我爱你”。
  为了我们的学习,母亲付出的代价特别大。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,有时几个月都没有消息。记得我六七岁那年,父亲一年多没有回家,妈妈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。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,冬天下着雪,特别冷,妈妈穿着一件宽大的皮衣,抱着老三在街边摆摊卖苹果。很多人对母亲说,让你大儿子帮忙不行吗?那个时候,没有义务教育的概念,和田很多家庭都是让孩子给大人当帮手,但是妈妈没有。
  因为我们兄妹几个没去过讲经班,妈妈现在快60岁的人了,她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。即使偶尔见面,也是刺激她,“你看,跟你们家孩子说话,需要请一个翻译”。意思是,你的孩子都是“汉族人”。其实我们维语都很流利,交流根本没有问题。我们也被亲戚排斥在外,妈妈的家族中,30多个表兄妹从小都不跟我们玩,说我们是“卡菲尔”(异教徒)。母亲特别痛苦,父亲也特别难受。
  其实,我父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,每天做五次礼拜,斋月时封斋,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。对普通人来说,宗教是向善和励志的。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,信仰也与生俱来,我们成人之后,才了解父亲的苦心。学习科学、文化,掌握知识,见过了世面,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教,才能把学过的东西和背诵的条文变成智慧。
  朝觐的波折
  现在母亲的最大心愿,是去麦加“朝觐”。因为沙特每年给中国的朝觐指标有限,新疆特别是和田要去的穆斯林人数太多,四年前她就开始排队申请,但最近村里干部告诉她,她可能去不成了。
  “朝觐”是穆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功修。以前我们家有钱的时候,去麦加很容易,当时指标也没这么紧张,但我父母的想法,是首先要把4个孩子培养成人,然后才会考虑去朝觐。在和田,这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。
  我父亲的观点,朝觐不过是最近和田的一种时髦。他一直认为,安拉就在我心里,麦加就在我身边。作为穆斯林,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,如果有多余的钱,就供贫困的小孩上学,再有钱,可以去修路架桥。反正无论做什么,安拉都会知道的,不一定非得去麦加。
  但我们几个孩子,都想成全母亲这辈子唯一的心愿。其实,去年(2013年)村里一个干部通知我妈,说已经轮到她了,她特别高兴,但后来却没了消息。等到同村去朝觐的人都回来了,我妈去问,才知道她的指标被别人顶了,因为我妈没送钱。
  我妈不想花钱去做这件事,我爸也一样,尤其是这种很神圣的事情,花钱味道就变了。但在和田,不花钱办不成事,朝觐指标也是明码标价。我心里很不舒服,说别跟妈妈讲,我们花点钱让她去吧。我找到一个官员打听,得到的答复是,你妈去不了,因为你家里有公职人员,而且身份证上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。
  公职人员就是我妹妹,她是和田市拉斯奎镇中学的教师。我想不通的是,妹妹已经出嫁,户口也不跟父母在一起,怎么就能影响到我妈的朝觐呢?
  我妈很伤心,哭着跟我说,不去就不去吧。我妹妹不忍心,告诉我说,要不我辞职吧。我又给那个官员打电话,问如果我妹妹辞职,我妈能去朝觐吗?那个官员说,还是不行,她老公也是老师。
  在南疆,维吾尔族找工作本来就很难,许多人是当协警或者教师,其他机关单位很难进去。我曾去过和田县一个偏远乡镇,当地宣传动员组9个人,只有一个是维吾尔族,这个维吾尔族还是司机。我说你们都是汉族,也不懂维语,这个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怎么做?他们回答,就那么做。干部这么脱离群众,基层怎么会没有矛盾?
  在我母亲朝觐的事情上,我相信和田一些官员的做法是不对的,这不是国家的政策,也不是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政策。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,会很严重。好在我们家的孩子受过教育,能想通这一点,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。
  因为父亲曾经告诉我们,上学就是要让我们分清哪个是“黑”哪个是“白”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能明白他所指的“黑白”是什么,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极端片面的想法,但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时,不会以他们那种极端的方式来理解,会更冷静、客观。
  “最不好的”老师
  就我所受的教育,教师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。我们家三个男孩现在发展都不错,但真正令父亲感到自豪的还是妹妹。从小和三个男孩一起长大,妹妹骨子里有点男孩气,我爸不多说,不过我能感觉到,他欣赏我妹的一点是,她学到的东西是向外传播的,可以影响很多人。
  妹妹喜欢当老师。小时候,家里有白墙,妹妹到处写字,就好像给人讲课一样。四兄妹中,学习成绩最好的就是她。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,妹妹考了全和田市第二名。从小我妹妹是不戴头巾的,在和田那个地方,这是不可想象的。我妈曾因此很不高兴。但爸爸说,不戴就不戴,那么漂亮的头发,脏了可以洗。
  在和田,很多父母都不赞成女孩出去工作,婚前就有很多逼女孩辞职的,不辞职的话结不了婚。妹妹要去上班的时候,周围人跟我爸妈说,女孩当老师不太好,影响结婚,但我爸妈根本不听。这次妹妹为了母亲朝觐的事说要辞职,我妈立刻就反对,辞职以后你干什么,就在家里带孩子吗?我爸说,女儿你太自私了,你那么多年的书都白读了吗?
  妹妹是学校里出了名的“最不好的”老师,学生眼里的“恶魔”,老师们也都不敢惹她。学生考试,要是敢作弊,那这个学生就“死定了”,会被直接“踢”出去。
  她老公给我讲过一件事,语文(维语)考试时汉语老师监督,汉语考试时语文(维语)老师监督,为了考核,他们之间达成协议,监考的时候互相稍微松点儿,学生成绩能考得好一点。但学校的老师,谁都不敢跟我妹妹这么说,否则她肯定直接冲进教室,把学生所有的小抄翻出来,扔到外面,然后再开始考试。老师们都拿她没办法。
  和田农村的孩子,对汉语的认可度特别差,如果汉语老师不严格的话,他们的汉语水平根本不可能提高。要上内高班、大学,汉语是很重要的。妹妹认为,语文(维语)要抓紧,但汉语也很重要。平时,她还组织几个班有潜力的孩子,专门留下来给他们补汉语课。学校里其他老师都接受不了,觉得她太积极了。
  下班别的老师回家了,她会拉上学生去找父母。很多父母都是农村的,不理解,甚至骂过我妹。
  妹妹留作业不死板,不是非得写在本子上。没做作业,没关系,放学后留下来十分钟,让他讲昨天和今天都学了什么,能讲能懂的,就算完成了作业。别的老师都接受不了。她说,回去写作业,很多农村的孩子做不到。但今天的课程,还有上次的课程,他回去之前都能记住,记住以后告诉我,这就是一个复习的过程。
  妹妹后来被任命为汉语组组长。校长说,必须要拯救学校的汉语教育。
  这所学校原来汉语教育很不好,没有一个专业的老师。我妹妹当汉语组组长后,就把汉语组二十多个老师组织起来,给老师都布置作业。最夸张的是,每月她会利用周末时间组织汉语组老师讲课,用汉语不夹杂维语讲一小时的课。只组织了两次,第三次就没有人来了。
  妹妹认为,要找学生对汉语感兴趣的点,不能简单当成一门课程。那段时期,他们学校4个孩子考上了内高班,以前连一个也没有。
  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认可,但妹妹在学校特别不容易,因为她打破了平衡。每年的评奖,从来没有我妹妹。
  妹妹还收到过一些孩子笔迹的讥讽她的字条,大意是,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工资,这个学校又不是你盖的,你这么卖命有什么好处?你这辈子,会和我们一样,永远待在这个学校,不要觉得你是汉语组组长就怎么样。妹妹把纸条拿给我看,说着说着就哭了。
  后来支持妹妹的那个校长退休了,妹妹就待不下去了,被借调到市里一个小学去了。
  尽管是借调,妹妹还是很认真,每到周末把孩子家长叫过来开会,一个一个分析孩子的性格,商量教育方案。那些孩子的父母根本接受不了,家里就两个宝贝,怎么能这样折腾我们孩子?妹妹很痛苦:政府不是一直提倡抓教育吗?但真抓实干的老师遇到的困境,谁来解决?今年他们学校甚至还考虑,不让她当汉语老师了,要让她教语文(维语)。可她的专业就是汉语啊,而且南疆最缺的就是汉语老师。
  信任基础上的生意
  如果不是父亲的玉石生意出了问题,从博州师范学校毕业后,也许我也会成为一名教师。2000年,父亲去俄罗斯做生意,200万人民币的现金被抢,突然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印象特别深刻,爸爸从俄罗斯回来时是深夜,扛着一个很破的麻袋,笑着进门的。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看到爸爸回来都很高兴。过了三四天,跟我爸聊天的时候,他笑着说,“真主给的,真主又拿走了”。没过多久,爸爸就去了内地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带走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玉石,没想到全部石头又被偷了,包括身份证,什么都没有了。
  当时我刚毕业,开始双向选择,分配方式有一些变化,现成的岗位不够,需要等。我的同学,有的去了和田本地小学当老师,有的在家等了两年,都还没工作。但我跟学校说,把档案给我,我要做生意。这两件事,对我父亲打击特别大。因为他有很强的责任感,也爱面子,觉得不赚钱就不能回去。但越较劲就越没有起色,他承受不了打击,失踪了,几年之内音信全无。我是家里长子,当时妹妹在上大学,老三也要高考,老四在上初中,我必须撑起这个家。于是,我一边做生意赚钱供养家里,一边到全国各地去找父亲。
  那段时间我特别难受,压力也大,每一天都必须挣到钱,不然家里生活难以维系。而且我们家,饮食、穿戴都是比较讲究的,第一年我赚了两万八,家里花掉了两万六。过年(古尔邦节)我不穿新衣服,但必须给弟弟妹妹买新的,因为不想让他们感觉,父亲不在,生活水准就降低了。
  2004年找到父亲时,我的生意已经做到一定规模了,等父亲回到和田,休息半年后,我就离开和田了。当时父亲已经重新开始做生意,家里经济状况也不错。
  传承家族生意的重任落到了老三身上。他大学时学的是英语,理想是当导游。毕业那年夏天,他和我爸去了一趟东莞。广东那边清真餐厅很少,每次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买。有一天下着雨,我弟弟在宾馆看着玉石,爸爸出去买饭。回来的时候,老三从窗户里看到,爸爸微驼着背在雨里走着,看到那个场景他就哭了。他跟我说,爸太不容易了,这么多年他都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理想,跟我爸一起做生意。
  现在老三在深圳开店。我爸一直跟老三说,第一,不要着急赚钱,先把人做好,每次都是这样压着他。他现在在整个深圳古玩城都很受欢迎,别人还给他取了一个汉族名字:阿江。很多人没见过他,但都听说过他的故事。
  最典型的一次是2011年,有一块4公斤多的石头,深圳一个老板想要,开价560万元。当时我们都很高兴,但我们并不知道,那块石头有问题,上面的“皮子”(指皮壳,即玉石的外皮)是假的。因为爸爸已很少管生意,就没跟他说。第二天就要付钱,我爸知道了,说这么好的东西,也不给我欣赏一下。
  我父亲眼睛很毒,看了一眼说,这个石头不能卖,这个“皮子”不对劲。他端了一盆开水,把石头泡在水里,一个多小时,然后放进冰箱冷冻室,第二天拿出来,闻到了浓浓的化学味。老三当时急着挣钱,说这也没褪色,还是卖给他吧,能赚不少钱呢。我爸就说了一句:你过来这边,是赚钱的还是扎根的?
  我家的玉石其实不便宜,我爸的原则是,第一不能骗人,不懂玉石的人,不要让他在你店里消费。玉石生意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过程,不能让人产生任何疑惑。很多人都曾问他,本钱多少,他说,别逼我说谎。
  假“皮子”的事情,对老三和我都意义重大。老三刚开店,他有经济上的压力,开始几年很着急,现在快5年了,他已经完全沉淀下来了,而且我爸经常去深圳监督他。
  还有一点,也是我爸的原则,就是自己店里的东西,要自己指出它的缺点。不仅老三,我都接受不了。不夸就不错了,为什么还得指出缺点?我爸说,我的东西有这些缺点,是让别人心服口服去买。因为卖到别人那里,或者和朋友说起,或者拿出来给朋友鉴赏,懂行的人会看到这个缺点。但你自己指出来,它就不是一个缺点,如果你不说,别人看出来的时候,那就是缺点了。
  对于我们家而言,生意很重要,是我们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,但我爸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。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,他其实是在传播一种文化。回想起以前在巴扎(维吾尔语,集市、农贸市场)上,你看上一个东西,但钱不够,先拿着。暂时没钱也不需要写欠条。互相信任,没有欺骗,纯粹是一种在信任基础上的交易。但现在市场越做越乱,名声也差了。有些人为了钱,把信仰也搭进去了。比如,发誓:安拉在,我的本钱是多少。我爸一说起这些,就会很难受。
  我爸给我弟弟传递的理念是,钱早晚会赚到,但可能会更辛苦。现在市场乱,竞争激烈,我弟弟开始很难接受这种理念,觉得他这种方式过时了。但经过这么几年,他发现刚开店时遇到的一些朋友,现在还在,明白了我爸给他传达的东西是对的。现在弟弟话越来越少,办事越来越稳。
  假“皮子”的事情之后,他很长时间都没赚钱,养店、生活,一个月差不多要两万元。我问,你有没有收获?他说,有,我现在是深圳人。他特别自豪,身份证都随身带着,随时掏给别人看。他现在户口已经迁到了深圳,对于商人来说这是很难的。他很自豪,虽然没赚到什么钱,但现在是深圳人啊,有一种被人认可的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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